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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漢“電視問政”直播開融資始。 本報記者 盧義傑攝
　　2013年12月25日，聖誕節。下午5點半，副固態硬碟總編輯黃德劌沒來得及吃晚飯，就從武漢廣播電視臺辦公樓開車前往3公裡外的直播廳。兩個多小時之後，他和同事將組織一場“期末考”。
　　這場考試持續了5個晚上。考生，是武漢多個政府部門的一支票借款把手；考題，是針對圍繞市政府年初承諾整改的“十大突出問題”暗訪拍攝的短片，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、網絡名人及媒體記者的現場發問。
　　一把手進“台”趕考，其背後是武漢自2011年4月發起的“治庸問責”行動。當年11月，武漢電視臺承辦了“電視問政”節目。次年，節目改為年中褐藻醣膠、年底各辦一次。有人認為，論犀利程度，今年的“期末考”不及以往。
　　武漢市委常委、紀委書記車延高沒信用貸款有迴避這一說法。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，電視問政正由“問責”向“溝通”轉身。
　　每次回來都挨批評
　　武漢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辦公室一位負責人有些“納悶兒”：局長上過好幾次電視問政，為什麼每次回來之後都要挨批評？
　　2012年7月，武漢市食藥監局局長楊澤發第一次參加電視問政。彼時，他履新不到半年，此前從未接觸過食藥監領域。他感到上節目有壓力，但別無選擇：“上級有要求，群眾有需求，你能不上？”
　　直播現場，楊澤發的舉動讓所有人意外。在目睹違規小作坊的短片，並回答幾次提問之後，楊澤發彎腰90度鞠躬致歉。
　　“當時這個鞠躬誰也沒想到。”參與制作那段暗訪視頻的武漢電視臺編導黃艷說。
　　是時，武漢市紀委暫未明確提出從“問責”到“溝通”的轉變。直至2013年7月“期中考”，火藥味濃重的“對峙”仍頻繁出現。
　　比如，楊澤發對食品安全問題表態“發現一起、查處一起”。武漢大學一位教授隨後問：“沒發現，就不查處嗎？”楊澤發嘴角一咧，沒有說話。教授追問：“很難發現嗎？老百姓能發現，記者能發現，我們楊局長為什麼發現不了？”主持人則跟進：“是不想發現，是不敢發現，還是不能發現？”
　　聽到楊澤發解釋、致歉時，這位教授或用力點頭，嘴角上揚。楊澤發的表情則僵硬許多。
　　武漢市食藥監局一位知情人士透露，那次鞠躬讓楊澤發受到了同事的批評，“因為這事當時並不歸食藥監局管，楊局長卻把它攬下來了。”
　　楊澤發告訴記者，那時他認為，大多數市民難分清什麼事歸什麼部門管，只知都歸政府管，“在市民眼裡，我當時就代表政府。官員的臉面重要，還是幫助老百姓解決問題重要？”
　　2013年，楊澤發決定不再“攬”了。當被問及武漢黃陂區的小作坊執照問題時，楊澤發請黃陂區負責人先作解釋，理由是，他認為問題之一齣在黃陂區機構改革還沒到位。
　　坐在觀眾席的區負責人回應，該作坊位於整體拆遷地區，沒有房屋產權證，故無法辦執照，“請市食藥監局看看，能否變通辦證？”
　　“你們是互相踢皮球嗎？應該加入中國足球隊吧。”主持人笑言。第二天，武漢各大媒體都報道了楊澤發“踢皮球”的事。
　　受到媒體關註的不僅是楊澤發。電視問政次日，當地報紙往往會投入較大篇幅進行報道。
　　事實上，從2012年起，食品安全問題均擺在武漢市每年年初承諾整改的“十大突出問題”之列。其餘突出問題如公務活動奢靡浪費、居家養老服務功能較弱等等，是通過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、網絡媒體、電話抽訪等渠道歸納的。
　　車延高告訴記者，一年兩次的電視問政正針對上述問題，年中“期中考”重點針對問題進行曝光，督促整改；年底“期末考”則側重呈現、概述全年的成績和不足，如明年需繼續整改，有關部門再進行進一步調查。
　　官員“覬覦”的暗訪短片
　　每年兩次大考，暗訪短片無疑是最令“考生”害怕的。而最讓“考生”擔心的還有節目的直播形式。“如果是錄播，肯定會有官員要求刪去一些東西，維護自身形象。”參與策劃的副總製片人何志強告訴記者。
　　事實上，無論是直播還是播放暗訪片，最初都曾遭遇阻力。2013年12月26日，“期末考”開考第二天下午，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親臨直播廳，“支持你們，給你們撐腰”。
　　這位市委書記是2011年年初走馬上任的，隨後展開了“治庸問責”、“電視問政”。
　　一位市委常委透露，有一次節目開始前，阮成發曾在直播廳試著連線前方記者。阮隨口問記者在哪裡，記者答“我現在不能告訴你”，阮成發問：“我問你都是保密的？”記者答：“就是保密的。”
　　在何志強看來，這是成功的保密工作。在節目直播之前，何志強多次遇到官員或官員的秘書向他打探消息。何志強均以各種理由婉拒。
　　從業6年的黃艷也說，當有人開始知道她參與電視問政，也會試著“挖內幕”。
　　“如果你告訴給了哪個單位，你就去那個單位上班。”武漢電視臺一位領導曾向手下放過狠話。
　　漫長的製作周期加上眾多的知情者，保密並不容易。一位編導告訴記者，她的一段暗訪節目曾製作了3個月左右；而主持人有時能提前一周拿到部分短片，以熟悉情節、設計問題。
　　“作為被問政的人，總希望自己對某些問題能答得客觀一些，徵得社會各方的理解。”已兩次被問政的車延高說，他每次依舊緊張，而上臺的前一天，別人才會告訴他大概問哪些方面的情況，“但具體問什麼問題是保密的。”
　　“要我提前去背一些東西，我做不到。沒有時間，只能是你問我什麼，我就按照平常工作中已掌握、消化的情況現場作出問答。”車延高說。
　　武漢市城管委主任乾小明亦坦言，因為工作較忙，他沒有太多時間考慮電視問政的問題，“有所準備，但準備的時間很少。有時間一定好好準備。”
　　中國新聞網報道顯示，為了應對電視問政的暗訪短片，曾有官員事先準備近200個問題，有單位對各種問題進行集中排查，甚至有單位提前模擬演練“電視問政”。
　　“威力特別大”
　　在電視問政的受益者劉海英看來，這檔節目“威力特別大”。
　　劉海英與電視問政結緣於2012年。這位武漢市南湖新村經濟適用房的居民發現，小區的屋頂、牆體、電梯存在一些質量問題。向有關部門反映後久拖不決，她聯繫了武漢電視臺。
　　劉海英知道電視問政這個節目，但不清楚自己的事情會上“電視問政”。7月，劉海英和幾位居民應邀來到了直播現場。
　　她沒想到的是，一位居民當晚離開直播廳還沒到家，即接到家中來電，稱已有人上門瞭解情況，“第二天早上，認識的、不認識的領導，區里的、市裡的領導，都來小區了。”
　　參與報道此事的武漢電視臺編導劉敏智告訴記者，電視問政與日常輿論監督報道的區別之一在於，前者能直接與一把手對話，讓作出公開承諾的被監督對象無路可退。
　　在車延高看來，問政治庸針對的，是沒有大到嚴重違規違紀、刑事責任，但屬於作風建設中的普遍現象，且老百姓意見非常大的問題。“通過治庸，實際上是踐行群眾路線教育中所要求的‘照鏡子、正衣冠、洗洗澡、治治病’”。
　　“治庸辦抓的是‘小題大做’。但是，當你連蒼蠅都不放過的時候，恐怕誰也不敢做老虎了。”身兼武漢市治庸辦主任的車延高打了一個比方。
　　根據公開信息披露，武漢市2012年“治庸問責”已查處一批不作為、慢作為、亂作為和損害發展環境的問題，全市全年共問責940人，其中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66人、組織處理774人，涉及局級幹部7人、處級幹部148人。
　　“事後發現，一些被問責的人，電視問政的表現都有些‘遮遮掩掩’。”一位關註多場電視問政的媒體人說。
　　爭議中的轉身
　　多位現場觀眾告訴記者，電視問政的“麻辣”程度不如以前。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，武漢市紀委、武漢電視臺多位負責人均坦言，電視問政正在從“問責”到“溝通”轉向。
　　電視問政節目的主持人柳鶯身兼武漢交通廣播總監，不過，她連續兩年向交管局局長問政。“照理這是很尷尬的事情。”柳鶯說，但是，她是心平氣和地探討如何優化武漢的環境，“我不會想到站在哪一方，群眾和交管本來就不是對立的。”
　　柳鶯舉了一個例子。武漢市某路段的護欄上連起了鐵絲網，原因是很多人翻越護欄。翻越護欄自然給交通帶來負面影響，但是，鐵絲網顯然不符合現代城市的治理理念。她認為，應該讓雙方對事情有基本理解之後再探討問題，而非一味追求戲劇性和衝突。
　　後來，李順年興奮地給柳鶯打了電話“跟您報告，這樣行不行”。他的設想是，可試著把護欄升高，再搞些綠化，寫幾塊提示牌。
　　在車延高看來，官員也想解決問題，但在解決過程中，新問題又會不斷產生。“放大來看，有些問題是誰造成呢？平心而論，還是各個社會人。如果大家只對官員施加壓力，而看不到社會問題，看不到造成問題的個體，有些問題還是難以根本解決。”
　　兩次參與電視問政的北京工業大學教授王國華髮現，電視問政推行3年，一些官員顯得較有經驗，回答問題能對答如流，且態度比較認真。“我感覺，官員對期末考的準備比期中考更充分，更有應對策略”。
　　黃艷也說，一些官員逐漸明白在舞臺上該如何表達，也懂得如何直接面對問題。
　　不過，不少觀眾的擔心隨之而來：問責轉向溝通之後，官員進“台”趕考是否還能有壓力？問政會不會逐步退化為溫和的“表演”？會不會有“泄題”的行為發生？
　　“1、節目主辦方籠子縮小了；2、主持人變溫和搞平衡了；3、技術手段太重形式了；4、問政對象應對能力提升了；5、觀眾新鮮勁頭過去了。”網友“我在藍色天際”還在微博上歸納了5點觀後感。
　　王國華坦言，在他的一些朋友看來，官員被問得直冒汗的確很解氣解恨。但是，並非一定要把場面搞得火爆、充滿刺激性。
　　他認為，公民與官員希望進一步溝通，但這很難體現在具體的欄目策劃中。雖然目前有的問題暫時沒問到點子上，有些話題暫時沒全面研究，可電視問政的完善仍然有很大的空間，“我們還是有很多期待在裡頭。”
　　車延高解釋，武漢市舉辦電視問政的目的之一，是希望讓群眾在幹部轉變的過程中，能對幹部的清正、政府的清廉、政治的清明有所體驗。
　　“作為黨員幹部，你就是為老百姓辦事的，就應該把事做好。但是，這不應只是單純的指責，而應該是通過由問責過渡到溝通，最終大家互相理解，形成一種社會的共力。”車延高說。
　　作為普通的創作人員，劉敏智對電視問政的前景比較樂觀，儘管有人擔心電視問政是否會“人走政息”。他認為，當電視問政變成一種制度安排，便不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，“那時，會形成社會共識，喚起公民意識。”
　　而作為體制內官員，乾小明認為，未來電視問政的範圍還可拓寬，比如加入教育、衛生、住房等問題。
　　“哪一件事情不敏感呢？你既然要改正作風，我覺得擔心沒必要。”這位城管委主任聽說過一些人對擴大問政範圍的擔憂，“問政可以促進工作，難道，這些問題還要比質疑城管制度的還尖銳？”
　　本報武漢12月31日電
 
（編輯：SN095）